一，听说抓住了伪忠王（指李秀成），中丞（指曾国荃）亲自讯问，我(赵自称)急忙赶至中丞那里，只见兵勇割其臂上的肉，“鲜血直流，忠王不为所动”。
其二，当晚，我与周朗山至伪忠王处，与他谈了良久。问他为何不早投降？李秀成答：“朋友之义尚不可谕，何况受了天王的爵位！”我问：“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”李秀成答：“死耳……”
其三，“傍晚，李秀成被绑赴法场，谈笑自若，作绝命词十句，词句无韵而俚鄙可笑，交给监斩者庞省三，叙其尽忠之意，然后就诛。”
四、捻军的最后一击
“小阎王”是张宗禹的绰号，他是西捻军的最高统帅。关于他的背景材料大致如下：一、他是安徽蒙城雉河集(今涡阳)人；二、生卒年龄不详，约生于清嘉庆、道光年间；三、成分地主，家有良田千亩。
如果从“阶级论”出发，他完全不应该走上反抗的道路。但性格即命运，张宗禹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，单从外号“小阎王”便可见一斑。他的父亲是个恪守礼教之人，平日对他管束甚严，可结果适得其反。张宗禹自幼不爱读书，并厌恶科举，年稍长便与捻众交往。不久因为一件小事，他离家出走，投奔族叔张乐行，并跟随其转战南北。
张乐行是捻军早期著名的领袖，别号老乐，安徽涡阳人。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，他已是淮北十八股捻首之一。
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，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，各地捻军纷纷起义响应，并在安徽北部雉河集会盟，公推张乐行为盟主。四年后，张乐行正式接受太平天国领导，被封为“沃王”。从此，捻军与太平军遥相呼应，并肩战斗。
捻军，又称捻子，或捻党。该组织最初起于安徽、河南一带，后逐渐发展至山东、江苏地区。他们“结则为捻，散则为民”，经常一股一股地活动，故被称作“捻子”。所谓捻，即拧成一股，结为一体之意。
同治三年(1864年)，由于叛徒出卖，张乐行遇害。此后，张宗禹继续坚持战斗。天京陷落后，南方的太平军基本肃清，但北方捻军却开始了新的联合。由于皖北根据地大量丧失，加之清政府的严厉剿杀，新的局势使分散的捻军又重新聚集到了一起。11月下旬，西北太平军的首领，遵王赖文光、淮王邱远才率两部太平军数千人，在皖北与捻军主力二万多人会合，一些太平军、捻军残部也闻讯赶来投奔，从而组成了一支以赖文光为首的统一的新捻军。据赖文光在《自述》中说，当时江北剩下来的捻军有数万，皆为蒙(城)亳(州)之众，其头目有任化邦、牛宏升、张宗禹、李蕴泰等，众人共推他为首，决心“誓同生死，万苦不辞”，“披霜蹈雪，以期复国于指日”。
赖文光是广西客家人。据说他是洪秀全之妻赖皇后的族弟。天王在金田起义时，他就跟随麾下，时年尚幼，但已英姿勃发，崭露头角。东王掌权时，他曾遭到排斥，在天京闲居数年，及至东王死后，他才又恢复权力。天京陷落后，他撤往北方，手下仍有数千之众，并具有较高的威望。正因为如此，皖北会师时，他才理所当然地被推为领袖。
对于起义军来说，当时的局势极为严峻，新的会盟无疑给大家带来了希望。此后，捻军重新开始活跃起来。其中著名的将领有任化邦、张宗禹。任化邦号鲁王，张宗禹号梁王，他们的王爵究竟是太平天国所封，还是他们自称的，历来存在争议。不过，二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他们与赖文光一起并称为捻军后期的“三大巨头”。
新捻军组建后，仍然保持原有的五旗军制，即用黄、白、红、蓝、黑五色军旗加以区分，但战术却有了重大改变，即易步为骑，采用流动战术。所谓易步为骑，就是改步兵为骑兵，以两条腿变四条腿，这就极大提高了作战机动性。他们呼啸来去，神出鬼没，像旋风一样驰骋于豫、鲁、苏、皖的广大地区，使清剿的清军追不上，打不着，只能干瞪眼儿瞧着他们纵横来去。
当时在北方负责剿捻的清军统帅是大名鼎鼎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。早在同治元年(1862年)，朝廷便授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，节制直、鲁、豫、鄂、皖五省兵马，目的就是要他迅速扑灭“捻患”。
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，号称天下无敌。在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时，占尽优势，令人生畏，捻军一开始也处处受制，损失惨重。然而，当捻军进行重组、改变战术之后，僧格林沁开始遇到了新问题。这个新问题就是：你有马，我也有马；你能跑，我也能跑。可跑与跑却不一样，一个是主动跑，一个是被动跑。捻军处处占据主动。他们想走就走，想打就打，忽东忽西，形踪飘忽，往来迅疾，而僧王爷只能跟在屁股后边，被他们牵着鼻子走，整天东奔西突，疲于奔命。
捻军的战术很明确，就是利用精骑善走的特点，“以走疲敌”。这一来，他们的目的完全达到了。可傲慢自大的僧王爷却不服这口气，他心里想，我堂堂蒙古马队能跑不过你们这些乱匪？我还不信了！于是，一根筋到底，穷追不舍，不达目的，誓不罢休。
有人劝他不能这么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