酒席，宴请史可法。席间，邢氏带着儿子跪拜史可法，史可法赶紧躲闪。三番五次，史可法绕着柱子躲，邢氏领着儿子跟在后面跪，史可法始终不接受。第二天，高部将领将史可法按在椅子上，邢氏母子又跪拜史可法。实在躲不过，史可法勉强把场面应付下来。但接下来的几天，史可法都怏怏不乐。最后他又来一次折中：命高杰之子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太监高起潜为义父。
本来可以更加亲密的高营，从此与史可法反而生疏起来。高营始终人心浮动，邢氏母子及高营名将李成栋等先后降清，转而成为攻打南明的主力，史可法只得困守扬州。
五、壮烈英雄
无所作为，又众叛亲离，史可法从未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。“四镇”当中史可法看起来与高杰最近，但他对高杰的真实看法，却出人意外。在高杰出事前的一个多月，史可法甚至有了杀掉高杰之心。
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十一月，郁闷中的史可法找来应廷吉谈心。在史可法的心目中，姜子牙、张良、诸葛亮这三个史上著名的救时人物，最契合自己的理想与志向。史可法满怀书生意气，认为自己就是当代的诸葛。同时，他还想知道在别人的眼里，自己与这三个人有什么距离。应廷吉顺着史可法的意思说：“这三个人都是济世良才，只有所处的环境有所不同。三个人中诸葛亮最不成功，那是他没有生逢其时。”应廷吉对诸葛亮的分析，引起了史可法的共鸣，他问应廷吉说：“可是，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却认为，领军打仗不是诸葛亮的长处。”应廷吉回答：“诸葛亮的作为，陈寿怎么可能理解！”
史可法约应廷吉谈，本来就不是叙谈历史，而是感怀时事。面对困局，史可法需要为自己的理想与现实，做出一个体面的解释。应廷吉的话，让他豁然开朗又感慨万端：“天下大事如此之坏，完全是‘四镇’尾大不掉，惟有砍下这四个人的头挂上城门，惩戒那些任事不忠的人，时局或许有救！”
说完，史可法自己都感动了，他拿出新写的两幅字，送给了应廷吉。
史可法将责任推给了别人，后来邢氏母子率高杰部降清，史可法其实有着直接的责任。弘光元年（1645年）正月，正是史可法的亲自安排，高杰才率军北上，但进军的目的不是针对清军，而是充当清军的盟友，联合扑灭李自成等“流寇”。按照史可法的部署，明军北上至开封地区后要向西面荥阳、洛阳一带推进，与清肃亲王豪格“会师剿闯”。河南总兵许定国叛明，并在睢州将高杰杀害。睢州事变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：史可法出兵配合清军“讨贼”计划全盘落空，明军与清军的军事实力对比发生质的改变。
弘光元年（1645年）四月，左良玉又举兵东下“清君侧”，史可法又撤军入援燕子矶。淮防空虚，清军消灭李自成部后顺利南下，清军与南明军的决战开始了。
谋略失败，实战中的史可法又有何奇招？弘光元年，多铎部出潼关直趋扬州，攻击刘良佐、黄得功等明军主力。四月十三日，清军至泗州，明守泗总兵率部南逃，清军当夜渡过淮河。面对严峻的形势，史可法居然惊慌失措。
据应廷吉记载，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，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发出令箭，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“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”左良玉部叛军；中午令“诸军不必赴泗，速回扬州听调”；下午又令“盱眙告急，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”。
一日三调，史可法糊涂了，把应廷吉这帮人也弄糊涂了。
十七日，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，次日兵临城下。史可法“檄各镇援兵，无一至者”。实际上，史可法节制的刘良佐和原高杰两部将领已投降了清军。二十一日，总兵张天禄、张天福也投降了多铎，他们都在攻打扬州的路上。
扬州城里，只有总兵刘肇基部和何刚为首的忠贯营，兵力相当薄弱。当清军初抵城下，刘肇基建议乘敌立足未稳，出城一战。史可法说：“锐气不可轻试，且养全锋以待其毙。”
不主动出击，那就死守。扬州城西门地形较低，城外高丘能俯瞰城下，又长满林木，诸将建议砍掉，否则对敌有利，于己不利。史可法说：这是人家的祖坟，我怎么忍心砍伐？你们认为这里不好守，我自己带人守。
二十一日，甘肃镇总兵李栖凤和监军道高岐凤带领部下兵马四千进入扬州城。两人的意思是劫持史可法，献城降清。史可法对这一点也非常清楚，但他对二人说：“此吾死所也，公等何为，如欲富贵，请各自便。”李栖凤、高歧凤不好下手，率部出城，史可法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出城投清。
既不能战，也不愿降，史可法在想什么呢？这一天，他又写了一封家书：“恭候太太、杨太太、夫人万安：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，至今尚未攻打，然人心已去，收拾不来。法早晚必死，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……”
执意一死，同归于尽，这就是史可法的书生气节！
二十四日夜，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，“城上鼎沸，势遂不支。”入夜，扬州城破，史可法自刎